都柳江上游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的演变，是明以后王朝国家边政制度在贵州地方社会的逐步推行和西南诸省开发的缩影。贯穿于当地独特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过程的两条脉络，一是土司的存废及支撑土司政治基础的土地控制和催科纳赋的阶序结构的变化，二是当地不同族群阶层在不同时代里对王朝/国家正统性文化的认同和追求。明初中央王朝向贵州黔中交通线以南溪谷山地的渗透,促成了具有卫所背景的烂土司张氏政权在都柳江上游建立起来。土司张氏取代了元代以来当地“蛮官”统治的局面，也在当地培植出新的政治经济秩序。透过不断圈占土地，确立以土司为中心的地权关系，土司张氏将土著民纳入催科纳役范围而逐步形成“土民（苗夷）—部将（苗头）—土司”的阶序结构。这贯穿于明代至清初土司沿都柳江支流自南往北的扩张过程中。这项研究，或可增进我们把握民族地区政治过程与文化特质的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和趋向，更具整体性地理解...(展开全部)

本书是一部研究地方史的学术著作。作者在多年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参考各种历史文献，结合研究所得，对黄河上游地区纵横数千里、上下几千年的各种历史，包括政治、经济、民族、军事、交通、贸易、文化、宗教、中西交流以及资源开发和旅游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对有代表性的文物古迹、山川名胜、世家大族作了考察和描述，言必有据，论有所依。本书既具有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又具有知识性，使黄河上游地区多民族的历史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佳作。

明代皇权政治研究，ISBN：9787500444602，作者：李渡著

在明初重大变革之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宣布废除一千多年来的丞相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改革的重大事件之一，影响深远。废相以后的中枢政治如何运行，将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探索过程，极难定型。终明之世，阁权始终受制于皇权，阁臣在新的皇权体系中始终处于下风，不可能挑战皇帝。大礼议是明代中后期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其引发的人事更迭对明代历史走向产生了极大影响，明代阁权因此在嘉靖至万历前期出现了难得的“鼎盛期”。但扩张后的阁权在反对张居正“专擅”中发生逆转，并迅速疲软，明朝因此迷失了方向，使晚明政治与社会不可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政权的瓦解不可避免。

《楠溪江上游古村落(共2册)》是三联本的续篇，开始关注鲜为人知的上游。和中游的人文鼎盛相比，上游的古村落僻处山间，鲜见富家宅第，而更多保存了原始的韵味。不过这几年的变化也快，已在步中游的后尘，往日的面貌在一点点消逝，也许三五年后，楠溪江的古村落，就只存在于陈志华教授这样的书中了。

《族群政治》讲述了关凯具有远比一般学者更为宽阔深入的国际视野、理论厚度和实际的实践经验。 因此，他积多年的思考和经验，主要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族群政治”为题撰写本著作，对族群问题的本质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讨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结果产生的逻辑过程。其书结合国内外的各种关于民族问题进行的陈述和分析，都与国际学术界相关的各种前沿理论和观点进行了对话，其思路清晰，语言犀利，对各派理论理解准确，分析鞭辟入里。而且他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固有的这些理论，还提出了很多个人的见解，给人以启发和更开阔的思索余地。可以看出，作者在族群政治问题上的阐述力图全面完整，这个目标应该说已基本达到，但由于全书篇幅之限制却影响了在一些较重要问题上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在这些问题上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

《族群政治》讲述了关凯具有远比一般学者更为宽阔深入的国际视野、理论厚度和实际的实践经验。 因此，他积多年的思考和经验，主要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族群政治”为题撰写本著作，对族群问题的本质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讨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结果产生的逻辑过程。其书结合国内外的各种关于民族问题进行的陈述和分析，都与国际学术界相关的各种前沿理论和观点进行了对话，其思路清晰，语言犀利，对各派理论理解准确，分析鞭辟入里。而且他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固有的这些理论，还提出了很多个人的见解，给人以启发和更开阔的思索余地。可以看出，作者在族群政治问题上的阐述力图全面完整，这个目标应该说已基本达到，但由于全书篇幅之限制却影响了在一些较重要问题上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在这些问题上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

明清时期贵州地域社会的形成，与明代卫所制度有直接和紧密的联系，正是卫所制度的推行及其变动，造就了贵州文化多元并存的基础。实土卫所逐渐向州县系统演进，贵州政区格局得以形成；卫所城的选址、筑建与变迁，逐渐由军事功能转变为兼具政治、文化、经济、教育中心的城镇；卫学教育开启民智、推行教化及其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逐渐形成了贵州的文化区域中心，并加速了风俗分区的形成；卫所移民持续迁入而逐渐形成的军户群体，不仅改变了贵州的人口结构与民族关系，而且与少数民族人群一道，逐渐开拓出了贵州地域社会中的多样性景观，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相互涵化，使贵州地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共生的多元文化形态。

本研究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与方法，综合运用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对都柳江下游、南岭山脉以南地区的“峒地”村寨人群进行历史民族志书写，以此反映从明代中后期以来，栖居于该地区的村寨民众在祖先源流、家族组织、婚姻网络、信仰空间、仪式传统等文化实践方面的历史变迁。主要将该地域各族类人群的历史记忆、文化实践与族群关系，放入明清以来王朝国家对这一地区进行控制与开发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 透视“峒地”村寨人群如何组织、管理和控制村寨社会，参与地方经济网络，并且不断运用文字和礼仪手段与王朝官员、外来商贩和移民进行沟通与互动，在吸收和包容官方推行的“大一统”文化的同时，更形成和发展出拥有自身特色的“信仰”、“宗族”和“民族”文化，以此来探讨南方山区人群身处王朝国家统治下的多种可能性和多元化途径。

明代自太祖罷相，大權獨攬，雖有殿閣大學士，僅備顧問而已，靖難之後，成祖設內閣，簡選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入值，與聞機密，開閣臣問政之先河。仁、宣以後，票擬制度漸次形成，內閣位尊勢重，遂成樞機政本之地，無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實。 本書以內閣為中心，探討票擬制度之形成及運作，閣臣之任用及其出身經歷、作為閣臣養成所的翰林院、宦官權勢之發展及其與內閣之關係，兼論廷議與廷推及六料給事中的組織與職掌，明代中央政府的運作，已可概見。